我捅了英语课代表一节课-首屆海絲泉州文學周開幕 文學大咖齊聚古城

　　　　兩天後，在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又把“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重新表述為“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誌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贝林厄姆（左二）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进球的“00后”。（视觉中国）

　　　　韓建業認為，距今八千年前，中國大部地區出現了秩序井然的社會和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產生了較為先進複雜的思想觀念和知識係統，包括宇宙觀、倫理觀、曆史觀，以及天文、數學、符號、音樂知識等。這些思想觀念和知識係統傳承至今，構成中華文明的核心內涵。更進一步說，當時中國大部地區文化已經初步交融聯結為一個雛形的“早期中國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因此，八千年前已經邁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陶文昭表示，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現代化模式，現代化理論也是如此。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打破了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迷信，開辟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另有一件或許並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關於骨笛的命名，學界一直有不同聲音，主要來自於劉正國的堅持。笛在文獻中出現較晚，《詩經》《左傳》等先秦古籍有關音樂的記載中，涉及“笙、簫、龠、管、篪”等眾多古代管樂器，卻並沒有笛。漢代馬融在《長笛賦》中說，“笛生乎大漢”。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原所長黃翔鵬曾就賈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種觀點，他認為一個祖先有很多後代，不應以其中一種後裔之名給祖先定名。賈湖骨管是中國管樂器的祖製，不應該用晚出現的名稱為早出現的樂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種後代的名字，就以當下最自然、最簡單的命名，稱“笛”即可。就此中止了當時對賈湖樂器定名的討論。但劉正國認為，以笛來命名，顯然同樣難逃“以後裔之名為祖先定名”之嫌。

　　　　賈湖骨笛有一種橫空出世的姿態，很奇特、很先進，但很難與前後時代的文化現象產生勾連或聯想。但龜甲就不一樣了，龜甲注定會讓人聯想到甲骨文。龜甲上是否有文字，是當時賈湖考古工作者最掛念的事情之一。考古專家賈洲傑戴著老花鏡，在探方下麵，他經常把老花鏡反過來當放大鏡，查看新出土的龜甲片上有沒有字跡或刻痕。

　　　　越久遠的曆史越飄渺，土壤裏留存的證據也越發稀疏殘缺。還原先民從八千年前走到五千年前的艱辛曆程，不僅可以滿足我們對過去無窮的好奇心，也可以更準確地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